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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梅在北大教中國文學史的“鴻泥雪爪”
來源:“博雅好書”微信公眾號 |  陳平原  2020年11月25日08:27

吳梅的《顧曲麈談》《曲學通論》等著作廣為人知,浦江清推重吳氏曲學研究之精深,謂:“近世對於戲曲一門學問,最有研究者推王靜安與吳梅先生兩人。靜安先生在歷史考證方面,開戲曲史研究之先路;但在戲曲本身之研究,還當推瞿安先生獨步。”陳平原在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發現的吳梅《中國文學史》毛邊油印本,是吳梅1917—1922年間在北大教授中國文學史課程的講義。此著與林傳甲、黃人所撰《中國文學史》同樣對現代中國的文學史書寫有奠基之功,卻不見吳梅及其弟子提及。在《不該被遺忘的“文學史”》一文中,陳平原通過還原當年的文學史課程設置、探討吳梅的寫作風格和學術品位,對這本講義何以成為吳梅著述的“鴻泥雪爪”做了回答。此文收錄於陳平原輯《早期北大文學史講義三種》。

——編者按

原標題:不該被遺忘的“文學史”——關於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藏吳梅《中國文學史》

談論現代中國的文學史書寫,一般都會提及兩個教育機構——北京大學和東吳大學。這自然是因為,兩部國人所撰最早的《中國文學史》,是由這兩所大學的教員——福建閩侯人林傳甲(字歸雲,號奎騰,1877—1922) 和江蘇常熟人黃人(原名振元,中年改名人,字慕韓,號摩西,1866—1913) ——所完成的。關於這一點,學界多有評説。其實,還有另外一位與這兩所大學都有瓜葛的著名學者,同樣對早期的文學史書寫作出過很大貢獻,那就是江蘇吳縣人吳梅( 1884—1939)。

1917—1922年出任北大教授,確實使得吳梅大展身手;可此前之執教東吳,作為學者的成長曆程,同樣值得關注。1905年,年僅22歲的吳梅,因好友黃摩西的舉薦,得以進入東吳大學任教習。雖然任教東吳那幾年(中間曾赴開封遊幕) ,吳梅收入低微,生活及情緒均很不穩定,但結識了諸多詩文詞曲名家,對其日後在北京大學、中央大學等良好的發展,有着直接關聯。其中最有意義的,是與小説批評家兼文學史家黃人的深入交往。此前,憤於戊戌變法失敗、六君子被殺,吳梅撰《血花飛》傳奇,黃摩西為之作序。傳奇因懼禍被燒,黃序則幸而保存下來。照吳梅自己的説法,他之專攻詞曲,“又得黃君摩西相指示,而所學益進”。在連載於《小説月報》第四卷9—12號的長篇筆記《蠡言》中,吳梅也曾專門談及“餘主教東吳時老友”黃慕韓(摩西):

為人奇特,丁內艱後,即蓄髮,蓬蓬然招搖過市,人皆匿笑之。其於學也,無所不窺,凡經史、詩文、方技、音律、遁甲之屬,輒能曉其大概。故其為文,操筆立就,不屑屑於繩尺,而光焰萬丈,自不可遏。……大抵慕韓詞境,舛於律而妙於語,故長調往往有疏誤處,蓋才大而心粗,可定其為人矣。聞近發癲疾,未始非好奇之害中之也。

欣賞老友之於學“無所不窺”、為文“操筆立就”,但對其“才大而心粗”,則又不無微詞。這段人物品鑑,相當精到;更重要的是,讓我們明白吳梅的詩文及學術趣味——追求專精而不是廣博,講究細密而不是粗疏。

這與現代學術之專業化趨向,可謂不謀而合。後世的研究者,大都對吳梅在詞曲創作及研究方面的貢獻讚不絕口。這當然沒錯,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,我們確實只能談論吳梅所專擅的詞曲研究。可現實生活中的大學教授吳梅,除了詞曲,還教詩文,還講文學史。抹去了這些邊邊角角,只談其主要功業,既非“全人”,也非“全文”。

就以講學北大五年為例,被記憶的,都是吳梅最為擅長的詞曲之學。及門弟子任中敏在《回憶瞿庵夫子》中,談及蔡元培長校時北大文科之興盛:“當時中國文學之教授,有劉申叔師教文;黃晦聞師教詩;瞿庵夫子教詞曲。”這與吳梅本人在《仲秋入都別海上同人》詩注所説的若合符節:“時洪憲已罷,廢國學,徵餘授古樂曲。”這一講授,因有《詞餘講義》傳世,廣為人知。此書日後改訂為《曲學通論》,由商務印書館刊行,與《顧曲麈談》《南北詞簡譜》鼎足而三,成就吳梅“曲學大師”的盛名。而1919年北京大學出版部刊行的《詞餘講義》,前有吳梅本人自序,交代此書的寫作經過:

丁巳之秋,餘承乏國學,與諸生講習斯藝,深惜元明時作者輩出,而明示條例,成一家之言,為學子導先路者,卒不多見。又自遜清鹹同以來,歌者不知律,文人不知音,作家不知譜,正始日遠,牙曠難期,亟欲薈萃眾説,別寫一書。

自序所説的丁巳之秋(1917) 講學,己未仲冬(1919) 成書,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,此書與當年北大的課程建設有直接關聯。

可一查北大當年的課程表及教員名錄,馬上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:吳梅在北大講授的課程,不僅僅是其最為擅長的“詞曲”。《國立北京大學廿週年紀念冊》中《現任職員錄》稱,時年三十九(實為三十五)、原籍江蘇吳縣的吳梅,住地安門內二道橋本校職教員宿舍,乃“文本科教授兼國文門研究所教員”。至於吳梅在“文本科”講授的是什麼課程,在“國文門研究所”指導的又是何等科目,有兩份檔案,可以幫助我們“解密”。

北京大學檔案館所藏《北京大學文科一覽》(1918),提及國文系教員吳梅講授的課程包括:“詞曲”,每週十節課;“近代文學史”,每週兩節課。而據《國立北京大學廿週年紀念冊》中的《各研究所研究科目及擔任教員一覽表》,文科研究所國文門共開列十個專門科目,吳梅擔任指導教授的是“文學史”“曲”兩門。換句話説,吳梅當年在北大,不管是課程講授,還是研究指導,都是兼及“文學史”和“詞曲”。

北大講學期間,吳梅除了撰寫《詞餘講義》,還校勘或編選了《詞源》《古今名劇選》《詞選》(《詩餘選》) 等,可謂碩果累累。至於文學史,則似乎沒有任何著述。其實,按照當時北大校方的規定,教授講課,必鬚髮放講義,像劉師培的《中國中古文學史》、魯迅的《中國小説史略》以及吳梅的《詞餘講義》等一代名著,最初都是發放給聽課學生的講義。念及此,偶爾也會遙想以詞曲名家的吳梅,其講授中國文學史,究竟是何等模樣。

一個偶然的機遇,使我得以夢想成真。2004年春天,在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的圖書館裏,我居然“邂逅”了吳梅當年在北大講授中國文學史課程時的講義。説“邂逅”,是因為雖有預感,但不敢確認天底下真有此書。北大檔案館、圖書館裏沒有收藏,各種傳記及書目裏也未見提及,我只是憑常理推測。沒想到,這一猜真猜對了。

做過大學史研究,對早年北大的文學課程建設頗多瞭解,再加上讀過關於魯迅油印本《小説史大略》的介紹,在一大堆雜書裏,我一眼就盯上了吳梅的《中國文學史》。這是當年老北大講義的統一格式,即用毛筆蘸硝鏹水抄寫在透明紙上,油墨印刷,黃色的毛邊紙,雙面摺疊,每面十行,每行二十至二十四字,騎縫上寫“中國文學史文科國文門三年級吳梅”字樣,表示講授的課程、學生的級別、著述及教授者。中間部分標有頁碼,偶爾也會露出不同謄寫者的姓氏,那是為了學校與抄工結算方便。

這套《中國文學史》,共三冊,封面署名“吳”;內文則是“中國文學史——自唐迄清”,署“吳梅輯”。這裏的“中國文學史——自唐迄清”,正是《北京大學文科一覽》標明的吳梅負責講授的“近代文學史”。早年模仿日本人著作而編撰的文學史,頗有分上古、中古、近古,而且以唐代作為近古的起點的。查1917年北京大學的課程表,中國文學門共講授三個學年的“中國文學史”,每週三學時,其中第一學年講“上古迄魏”,第二學年講“魏晉迄唐”,第三學年講的正是“唐宋迄今”。

這套為中國文學門三年級學生編撰的《中國文學史》,其實只講到了明代;而且,三冊之中,有一冊半是作品選。其中文學史論述分三部分:(一) 唐代文學總論,共68頁;(二) 宋元文學總論,共35頁;(三) 明文學總論,共45頁。其中(一) (二) 合為第一冊,(三) 和“中國文學史附錄”的唐代篇(共81頁) 合為第二冊,“中國文學史宋元篇附錄”加上“附錄的附錄”——“明人傳奇目”和“明人雜劇目”,共95頁,獨立成為第三冊。

單是章節安排,也能約略看出吳撰《中國文學史》的基本構架。“唐代文學總論”分為:(甲)文、(乙) 詩、(丙) 詞、(丁) 史、(戊) 小説、(己) 緇徒文學,共六節;“宋元文學總論”分為:(甲) 文、(乙)詩、(丙) 詞、(丁) 曲、(戊) 史、(己) 語錄、(庚) 小説、(辛) 時文,共八節;“明文學總論”分為:(甲) 文、(乙) 詩、(丙) 詞曲、(丁) 道學、(戊) 制藝、(己) 小説,共六節。今天的讀者可能感到詫異的是,吳梅將史著、語錄、道學、制藝等放到文學史中來加以論述。但如果熟悉早年的文學史書寫,比如林傳甲、黃人、曾毅、謝無量、胡懷琛等人的著作,你就能坦然面對這種“體例的混亂”,甚至反過來思考:近百年來以西方“純文學”觀念為尺度,剪裁而成的“中國文學史”,或許是一種削足適履?具體論述可以商榷,但談中國古代文學,不能完全脱離史著、語錄、道學、制藝等“雜文學”(借用五四新文化人的術語) ,這點我同意。

30年代,吳梅為鄭振鐸編《清人雜劇》二集作序,其中有云:“摩西謂明人之制藝傳奇,清之試帖詩,皆空前之作。餘深韙其言。”實際上,黃、吳各自所撰《中國文學史》講義,在關注八股這點上,多有相通處。不過,與其探討吳梅之“時文”“制藝”觀,還不如關注其關於小説、戲曲的意見,那更是其本色當行。

這裏選兩段吳梅對唐傳奇以及元雜劇的評述,希望能大致顯示他的《中國文學史》講義的寫作風格及學術品位:

唐人小説,多成於下第之士,及失職侘傺者,以仙俠神怪閨襜姚冶,寄其無聊不平之感,蓋屬寫情派,而非如前代小説之僅事敍述者可比,故小説升至唐而始廣。惟作者多無根據,仍胚胎於詩賦,詞藻雖可動人,而考訂竟成鑿空。其弊則綺靡繁冗,絕少藴藉,此固根於風會之升降。而其旨趣尤多輕薄逸蕩,其簡刪之多,門類之繁,比諸前世,實不可同年而語矣。惟其間有一大別者:唐以前之小説,為《虞初周説》之遺,《藝文》所錄,實資考證者也;唐以後之小説,則變為俗語,而以子虛烏有之詞,以肆其抑塞不偶之旨,如金元諸作是也。(“唐代文學總論”第六五葉)

元小説戲曲家,大都窮處民間,不屑幹祿胡人之朝,而以遊戲筆墨描寫社會狀,以發其鬱勃不平之氣,兼資勸懲,斯亦其人之高志。而自《西廂》《琵琶》而後,學者各從其性之所近而從事摹效。其學《西廂》者,如《幽閨》《拜月》直至臨川四夢、粲花五種是也;其學《琵琶》者,如《荊釵》《殺狗》《白兔》是也。願就餘鄙見論之:學《琵琶》者易失俚俗,學《西廂》者易涉纖浮。二者皆有偏弊,而學《西廂》則不失正音。蓋纖浮可改,而俚俗則深入骨髓,不可洗伐焉。(“宋元文學總論”第一八葉)

小説非吳梅所長,涉及唐人傳奇時,他不免多有借鑑;而談論戲曲,對於吳梅來説,無疑更為得心應手,如論學《西廂》與學《琵琶》之差異,便非常人所能道。在北大講壇上縱論南曲北曲、雜劇傳奇,吳梅可謂如魚得水。因為,當年他正是憑藉這本《顧曲麈談》(上海:商務印書館,1916年),作為“古樂曲教授”,昂然走進這最高學府的。不過,《中國文學史》之談論詞曲,與《顧曲麈談》重疊的地方很少;反過來,倒是講課時的不少奇思妙想,影響其日後的相關著述。比如以下這段評論湯顯祖《玉茗堂四夢》的文字,日後幾乎原封不動地進入《中國戲曲概論》(上海:大東書局,1926年),成為“卷中”第三節“明人傳奇”中的“‘四夢’總論”:

及至茗四夢出,奇情壯採,卓立詞家之上,後有作者,不能過也。(明之中葉,士大夫好談性理,而多矯飾,科第利祿之見深入骨髓。若士一切鄙夷,故假曼倩詼諧、東坡笑罵,為色莊中熱者下一針砭。(原稿“明之中葉”前有前括號,但下文缺後括號,疑在此處。——引者按)其自言曰:他人言性,吾言情。又曰:理之所必無,安知情之所必有。又曰:人間何處説相思,吾輩鍾情知(似)此。蓋為至情可以超生死,通真幻,忘物我,而永無消滅。否則形骸尚虛,何論勳業;仙佛皆妄,況在富貴?世之持買櫝之見者,徒賞其節目之奇、詞藻之麗;而鼠目寸目(光)者,則訶為綺語,詛以泥犁,尤為可笑。夫尋常傳奇,必尊生角。而《離(還)魂》柳生,則秋風一棍,黑夜發邱,而儼然狀頭也;《邯鄲》盧生,則奩具夤緣,徼功縱敵,而儼然功臣也。若十郎慕勢負心,襟裾牛馬,廢弁貪酒縱慾,匹偶蟲蟻,一何深惡痛絕之至於此乎!故就表面言之,則四夢中之主人,為杜女也,霍郡主也,盧生也,淳于棼也;即在深知文義者言之,亦不過曰,《還魂》鬼也,《紫釵》俠也,《邯鄲》仙也,《南柯》佛也。此説固善。而在作者之意,則以冥判、黃衫客、呂翁、契立(玄)為主。人所謂鬼俠仙佛,竟是曲中主意,而非寄託。蓋前四人為場中之傀儡,而後四人則提掇線索者也;前四人為夢中之人,後四人為夢外之人也。既以鬼俠仙佛為主,則主觀的主人即屬於冥判等,而杜女諸人僅為客觀的主人而已。玉茗天才,所以超出尋常傳奇家百倍者,即在此處,非“詞藻勝人”四字可以盡之也。寧庵守律,兢兢寸黍,以較海若,不特婢子之與夫人,直是小巫之見大巫……而世以湯沈並稱,可謂儗非其倫矣。(“明文學總論”第二二至二三葉)

值得注意的是,這段論述日後進入《中國戲曲概論》時,“寧庵守律”這幾句被刪去。在《顧曲麈談》中,吳梅對“於音律一道,獨有神悟”的沈璟(字伯英,號寧庵,世稱詞隱先生)評價很高,並將其與湯顯祖相提並論:

餘謂二公譬如狂狷,天壤間應有兩項人物,倘能守詞隱先生之矩矱,而運以清遠道人之才情,豈非合之兩美乎?

以吳梅對於曲律的重視,欣賞沈璟,本在意料之中;反而是他在北大講學時對沈璟的刻意貶抑,頗為出人意外。這大概只能解釋為當年北大重自然、尊個性、反格律的風氣使然。

畢竟是講義,吳梅的《中國文學史》還是明顯帶有急就章的成分。比如,明明知道“有唐一代,文學極盛之時也,而其垂範後世者,尤莫若韻文”(“唐代文學總論”第四九葉),可論及唐詩,作者僅用了十葉的篇幅,這與討論唐文的整整四十七葉相比,實在太不成比例了。如果作者“重文輕詩”,故意要這麼做,那也是一種説法;可如果是這樣,怎麼解釋論唐文四十七葉,論宋文僅五葉半?關於唐文的論述,佔去整部文學史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。如此比例失調,並非代表吳梅本人的藝術趣味,更大的可能性是:一開始,作者備課十分認真,講稿寫得很細;可很快地,發現時間緊迫,根本無法仔細斟酌、從容撰述,於是只好倉促上陣。

其實,不完全是時間問題;在我看來,更大的危機在於吳梅的學術路數,與那個時候在北大佔主流地位的“文學史”想象,有很大的縫隙。1918年5月2日的《北京大學日刊》上,曾刊出是年4月30日“國文教授會議議決國文學門文學教授案”:

文科國文門設有文學史及文學兩科,其目的本截然不同,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區別。茲分述其不同與當注重之點如下:

習文學史在使學者知各代文學之變遷及其派別;習文學則使學者研尋作文之妙用,有以窺見作者之用心,俾增進其文學之技術。教授文學史所注重者,在述明文章各體之起原及各家之派別,至其變遷、遞演,因於時地才性政教風俗諸端者,尤當推跡周盡使源委明瞭。

教授文學所注重者,則在各體技術之研究,只須就各代文學家著作中取其技能最高、足以代表一時,或雖不足代表一時而有一二特長者,選擇研究之。

依此標準,吳梅在北大所承擔的兩門課程,一屬“文學史”(“近代文學史”),一屬“文學”(“詞曲”)。若《詞餘講義》之“明示條例,成一家之言,為學子導先路”,以及“大抵作詞規範,粗具本末”,那是吳梅的拿手好戲;至於像《中國文學史》那樣,辨析什麼“文章之運與世運遞遷,一代體制,有因有創,道在自然,初非矯異”(“唐代文學總論”第一葉),確實非吳梅所長。

如果真像吳梅所概括的,黃人文章的特點是“不屑屑於繩尺”,那麼,吳梅本人著述的特點,則是“不屑屑於考據”。我相信浦江清、錢基博以及唐圭璋的説法,近代研究戲曲貢獻最大的,當推王國維和吳梅二人——前者重歷史考證,後者重戲曲本身。能作、能譜、能唱、能演的吳梅先生,其對於戲曲藝術本身的領會與體悟,明顯在王國維之上;但若談及現代中國學術之建立,則王國維的貢獻更為人稱道。

相對而言,吳梅更像是藝術修養很高的傳統文人,一旦進入專業著述(比如撰寫文學史或戲曲史),其治學的隨意和考證的疏忽便暴露無遺。葉德均稱:作為戲曲史專家的吳梅,只關注曲文是否合譜合律,沒有更廣闊的學術視野;憑感覺隨意下斷語,有時甚至是漫不經心一揮而就。這樣的批評,並非毫無道理。長於“研尋作文之妙用”的吳梅,其實不太適合於“述明文章各體之起源及各家之流別,至其變遷、遞演”。明白這一點,對剛剛發現的《中國文學史》講義,不必抱過高的企望——此書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吳梅的學術思路,但不至於重要到可以“重塑”吳梅的學術形象。

接下來的問題是:吳梅本人以及當年的眾多學生,為何有意無意地遺漏其“中國文學史”課程與撰述?先説吳梅本人。文學史乃學校規定的必修課程,作為教員,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,你都必須認真準備,並按時走上講台。或許,“文學史”更適合於“才大而心粗”的黃摩西,而不是性格沉潛、風流藴藉,更喜歡專精之學的吳梅。因此,不管是早年任教北大、中大,還是抗戰中流徙廣西、雲南,吳梅都不曾提及其北大時期的文學史著述。去世前幾個月,吳梅給弟子盧前寫信,作身後之託:

計生平撰述,約告吾弟,身後之託,如是而已。《霜崖文錄》二卷未謄清,《霜崖詩錄》四卷已成清本,《霜崖詞錄》一卷已成清本,《霜崖曲錄》二卷已刻,《霜崖三劇》三種附譜已刻。此外如《顧曲麈談》《中國戲曲史》《遼金元文學史》,則皆坊間出版,聽其自生自滅可也。惟《南北詞簡譜》十卷,已成清本,為治曲者必需之書,此則必待付刻,與前五種同此行世。

回首平生,清點自家著述,居然隻字未及《中國文學史》,可見這三冊講義,在吳梅心目中沒有什麼地位。

無論是及門弟子,還是後世的研究者,都稱吳梅為詞曲研究大家。其實,這一當之無愧的“讚譽”,還可以進一步細化。在我看來,同是詞曲研究,《顧曲麈談》《曲學通論》《詞學通論》等“創作論”,明顯優於《中國戲曲概論》《元劇研究》《遼金元文學史》等“文學史”。換句話説,需要廣博學識以及專精考辨的文學史著述,非吳梅所擅長,然他當年任教北大,因課程設置的緣故,曾經勉為其難,編撰了日後遺失在海外,而又被我撿回的這三冊《中國文學史》。

記得錢穆《師友雜憶》最後一章,有這麼一句妙語:“能追憶者,此始是吾生命之真。其在記憶之外者,足證其非吾生命之真。”不只講學南京時不追憶,流徙西南時也不提及,北大版《中國文學史》,看來沒有能夠成為吳梅先生“生命之真”。行文至此,我不由得平添了幾分懊喪:焉知我興奮不已的發掘,不是吳梅所要刻意抹去的?即便不是刻意抹去,如此無意的遺忘,也都值得細細體味。

不想刻意拔高這失落在海外的《中國文學史》,我只把它作為一代戲曲研究大家曾經有過的“飛鴻踏雪泥”。而這依稀的印記,對於我們理解早年的文學史教學與著述,我自信它還是有一定的意義的。